唐蔚芝師長教師學術思惟概述
——以孟學為體，以科學為用
作者：嚴壽澂
來源：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
原載于 《經學文獻研討集刊》第二十一輯，2019年
時間：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仲春二旬日乙卯
耶穌2020年3月13日
一、學術淵源
太倉唐蔚芝（武功）師長教師（1865-1954），年十四（虛歲，以下同），其尊人摯友同邑王紫翔（祖畬包養意思）見其所爲文，“亟賞之，謂必成年夜器；且謂宜讀古大師文，以擴充其才氣”。年十七，受業于紫翔之門，間三四日，前去聽講。紫翔講性理之學，嚴義理之辨，告之曰：“文章一道，人品學問皆在此中。故凡文之廣博昌明者，必其人之光亮磊落者也；文之高深堅卓者，必其人之忠誠篤實者也。至尖新險巧，則人必苛刻；軟熟圓美，則人必猥瑣。汝學作文，先從立身始，不患不爲全國第一等人，亦不患不爲全國第一等文。”師長教師于是尊紫翔之教，先讀汪武曹（份）增訂之《四書年夜全·孟子年夜全》、陸清獻（隴其）《三魚堂集》，并乾隆御選《唐宋文醇》、熊伯龍所撰《熊鍾陵制義》。“晝夜淬厲于性理、文學，初知門徑矣”。[1]
年二十一，赴江陰南菁書院應試，以超級錄取，住院肄業。受業于東南經學年夜師黃元同（以周）。元同主張漢宋兼采，經學即理學，理學即經學，不成歧而爲二，訓詁義理當合而爲一。師長教師對此，終身謹記。[2]年二十八，赴禮部試，中式第三十一名貢士。座師翁叔平（同龢）評語爲：“經生之文，必有靜穆之氣，此作是也。經藝淵雅，不使才鋒，策賅博。”（按；師長教師后來教誨學生作文字，即以此爲準則。）殿試二甲第一百五名，朝考一等第六十五名。分發戶部江西司主事。[3]
三十一歲，因同事王丹揆（清穆）介紹，調任云南司幫主稿。師長教師謂：“云南司治理滇省財政，兼管漕務、倉務。時余于公牘文字，尚無門徑，只得以吏爲師，遇事咨詢，并與丹揆協商，調取檔案目錄，手自鈔存。用時指出提閲，吏不克不及欺。丹揆作《職思隨筆》，辦稿必摘要鈔錄，余亦仿行之。”[4]按：明清時良吏，頗有留意于實政，并以其經驗心得著書傳后者。明人呂坤有《實政錄》，清人汪輝祖有《佐治藥言》、《學治臆說》，即爲顯例。蔚芝不僅講究性理之學，並且對行政實務頗爲專心，以后爲官、辦學所表現出的處事才干，論政論學的條理密察，包養網車馬費其基礎當即奠基于此時。
同年，其父所輯《太倉陸桴亭師長教師遺書》樂成。[5]陸桴亭（世儀）爲學，有本有末，講理學而兼有實學，如錢賓四所謂，“理學經濟，明體達用，內圣外王，兼而有之”，[6]對師長教師影響甚年夜，由是專心于經濟之學。三十二歲，“閲各國條約事務各書，并評點《萬國公法》”，又讀曾惠敏（曾紀澤謚惠敏）、黎蒓齋（庶昌）諸家文集，“自是于經世之學，粗得門徑矣”。七月，考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第二名。次年，又讀《經世文正續編》及曾文正（國藩）、胡文忠（林翼）的選集。奉派爲戶部則例館纂修官，輯成《漕運門》八卷。[7]可見其對經世實學的留心。
師長教師身兼兩個衙門的職務，每兩日赴戶部，兩日赴總署。事務沉重，總署尤甚，值日班常至天明。在總署，奉派在司務廳收發文牘。司務廳有儲條約柜，師長教師于是“發而讀之，又以暇時學習俄文，燈下每取中俄文本條約對校之，視力遂年夜傷”。其時侍郎許竹篔（景澄）奉派爲總理衙門年夜臣，對蔚芝深爲重視。受許氏之陶冶，師長教師對交際事務逐漸熟習。[8]
光緒二十六年（1900），義和團排外事起，八國聯軍進京。師長教師隨同慶親王奕劻與李鴻章，辦理條約文件。次年七月，那桐奉使japan(日本)報歉，蔚芝任隨員。[9]光緒二十八年，英王愛德華七世行加冕禮，清廷派貝子載振爲專使年夜臣，赴英致賀，并游歷法國、比利時、american、japan(日本)四國。師長教師爲三等參贊隨行，因此對東方及japan(日本)有了實地的清楚，以載振之名撰成《英軺日記》一書，于“歐美風教，沿途景物，詳載靡遺，擇善諷行，尤具深意”。此年，由上海文明書局印行。[10]可見師長教師通曉外事，對東方文明的長處頗爲贊賞。
光緒二十九年，師長教師年三十七，奉旨調往新設立之商部，任右丞。自謂：“交際學已研討多年，不愿離內部，且商務向未熟諳，極力堅辭”，不得已而出任。于是研討商務，擬定《商部章程摺》、《聲明商部辦事權限摺》、《請辦商業模范銀行摺》等，并編訂《商律》。[11]任上諸奏議，載于《茹經堂奏疏》，可見其用力之深，議論之精辟。[12]光緒三十二年，商部改爲農工商部，師長教師爲代理尚書，“接受檀卷一切，甚爲繁忙”。十仲春，師長教師母病毒，“遂不復到署，一意侍奉湯藥”。母棄世，扶柩返鄉。次年八月，就職上海實業學堂（原名南洋公學）監督。[13]于是脫離官場，專意辦學了。
從陸桴亭上繼朱子窮理盡性之學，以經世爲要歸；就理學而言，重程朱，亦不廢陸王（所謂“盡心知性與夫居心養性，道在虛實并進”[14]）；兼重洋務與科學，主張鼎力發展農工商實業；承桐城、湘鄉之緒，發揚文章之學。要而言之，有擔當，不畏艱苦，勇于吸取新知識，不計世俗毀譽，惟期無益于全國國家。是謂晚清曾文正、郭筠仙（嵩燾）以降的治學主旨；此派后起者頗多江南人士包養妹，如薛叔耘（福成）、許文肅（景澄）、吳摯甫（汝綸）諸人。蔚芝所秉承的，恰是這一傳統。
二、洋務與教導
晚清時期，但凡傳自東方的各種知識，與東方相關的各種事務，統稱爲洋務。當時的守舊人物，對于所謂洋務，一概深惡痛絕，盡行排擠。理學年夜師倭艮峰（仁）即爲一例。蔚芝師長教師雖講理學，講經學，但是熱衷于學習洋務，決不是抱殘守缺之輩。
戊戌政變，新法盡廢，新學堂多并進書院。師長教師對此，年夜表反對。政變之次年，仍堅持西學堂決不成并進書院。說道：“書院之與學堂，宜分而不宜合。如欲爲歸并之計，則書院可以并進學堂，而學堂不成以并進書院。”以明末清初陸桴亭爲例，其《思辨錄》中“論歲差之法，謂歐羅巴人君臣盡心于天，終歲推驗，其精不成及”。其時利瑪竇、艾儒略新至中國，桴亭“已精研西學這般，設使生于本日，其必習諸國之語言文字，灼然明矣”。全國既有此文字，“士年夜夫迄未能措意”，實是“年夜可恥之事”。指出“本日國勢之浸弱，正由中國賢士年夜夫不屑究心洋務之所致”。“爲臣當忠，爲子當孝”，人人皆知，但是“國勢之不知，世變之不察，蒼生疾苦之不聞，持違心之謬論，受剝膚之巨災”，豈可稱爲忠孝？“故方今之世，惟奸臣逆子而后可談洋務，亦惟奸臣逆子斷不成不談洋務。學堂者，正所以教忠教孝之地，而即宇宙間一線生機之所系也。”[15]言辭可謂激憤。
這般重視西學、洋務，直至晚歲，仍不稍變。平易近國十九年，蔚芝師長教師年已六十有六，有《上海路況年夜學第三十屆畢業典禮訓辭》，曰：
不才十年以前，見american教導家孟祿、塞婁兩博士，均殷勤相告，謂中國最要者在培養領袖人才。后訪他國教導家，亦多持此論。故不才辦學時，量力而行，常欲培養領袖人才，分播吾國，作爲模范包養妹。區區宏愿，嘗欲興包養留言板辦實業，自東三省起點，迤北環內外蒙古，至天山南北路，迤西迄青海以達西躲，作十八行省一年夜椅背。而南邊商業，則擬推廣至南洋各島，固我門戶屏藩。故三十余年前，曾在北平創辦高級實業學堂。迨囘滬后，辦理本校，并在吳淞創辦商船學校。此志未嘗稍懈。無如吾國風氣，徒知空談學理，不克不及實事求是，乃至水平日益降低。即如電汽、火車、輪船各項，僅有駕駛裝置之才，其能制造機器、自出新裁者，寥寥無幾。日日言倡導國貨，試問國貨可否制造？日日言抵抗洋貨，試問洋貨可否抵抗？各校學生不過欲得一紙文憑以圖榮寵，絕不聞有奇才異能可以功效于當世。……須知吾人欲成學問，當爲第一等學問；欲成事業，當爲第一等事業；欲成人才，當爲第一等人才。而欲成第一等學問事業人才，必先砥礪第一等操行。……孟子曰：“不恥不若人，何若人有？”又曰：“無恥之恥，無恥矣。”我學問不若人，事業不若人，可恥孰甚？于此而不知恥，是謂無恥。[16]
師長教師畢生志事，在此盡行道出。當爲第一等學問，當爲第一等事業，當爲第一等人才，先務則在砥礪第一等操行；是爲師長教師終身以之的教導主旨。要而言之：“教導最基礎在性格，措諸躬行則爲品德，再輔以晚世科學，斯爲體用兼全。”[17]
早在光緒二十一年，蔚芝即告其門生李頌侯曰：“吾弟有志之士也，務看慎守吾言，以理學爲體，以經濟爲用。勿讀無益之書，勿作無益之事。異日擔荷斯道，維持人心，力爲剝陽時之碩果，風雨時之雞鳴，有以存圣學于一線，而不至于中絕，此則不才之所厚看也。”[18]師長教師的學術思惟主旨，正在“以理學爲體，以經濟爲用”二語。處當代而談“經濟”，西學，尤其是近代科學知識，又豈能或缺？
師長教師關于洋務，最所究心者，除交際以外，端在實業與科學。光緒二十九年，蔚芝三十九歲，代載抖擻〈議覆三品京堂張振勲條陳商務摺〉，以爲：“晚世之言理財者，莫不以振興商務爲急，而不知商之本在工，工之本又在于農。何者？蓋商必有其爲商之品物，無工則無以爲商也。工必有其爲工之質料，無農則無以爲工也。故欲求商務之包養管道興盛，在先求工業之精進；欲求工業之精進，在先求農事之振新。”又主張鼓勵工藝創新，保護專利，曰：“歐美各國維持商務，以保護、開通二法相互爲用，而尤以倡導工藝爲程。凡國中有能創一新法、得一新理、制一新器，實有裨于國計平易近生者，準其呈報，試驗得實，或獎以金牌、寳星，或給予文憑，準其專利。其重視工藝這般。中國近年以來，閭閻生計維艱，流平易近漸伙，馴至寇盜充滿，劫奪時聞。推原所自，未始非工政不修乃至此也。”[19]這般見解，即便在本日，還是不刊之論。
清末平易近初人物中，盡心盡力于科學工藝教導如蔚芝者，實未幾見。但是師長教師對于時人“用科學以治國”之說，則不以爲然。作于平易近國十七年的〈《年夜學》格物定論〉引《禮記·禮器篇》“人官有能，物曲有利”曰：“人官所以馭物曲，故古者用人，德進事舉言揚，旁逮曲藝，而近人欲用科學以治國。夫聲光化電遂可以修齊治平乎？”[20]易言之，不成將道與器混而爲一。“近人謂歐美之格物即吾儒之格物，混道與器爲一，欲以一材一藝之長侈談平治，而平易近生實受其病。”慈谿裘匡廬（肇麟）作《廣思辨錄》，有云：“科學方式治全國，不免難免錯誤。吾儒所格者事理，西人所格者物質。”蔚芝以爲，此語“可謂一矢破的”。[21]
蔚芝倡導科學，以爲當代絕不成少。但是科學決不克不及代替“人倫性格品德”：
夫人倫性格品德，千古不變者也。圣賢至教，如陰陽冷暑，適協于時。庸愚詭教，如風雨晦明，悉愆其候，直者枉之，雅者俗之，左道者矜式之，桀驁者嘉鮮之，譬諸南針而北指。故曰：“教不時則傷世。”（見《禮記·樂記篇》）要知限制我之人才，即以限制我之國力。正人遏抑，則君子日進。是以愈趨時而國愈危也。且所謂時者，孰若近代之科學？道藝兼資，科學自宜特重。惟當以孟學爲體，純而益求其純；以科學爲用，精而益致其精。夫如是，乃可以救心，乃可以興國。[22]
“以孟學爲體，以科學爲用”，師長教師爲官、講學，尤其是掌管上海路況年夜學，此二語實爲其座右銘。
平易近國二十二年，蔚芝應蘇州國學會李印泉（本源）、金松岑（天翮）等之邀，赴蘇演講，宣講《孟子》年夜義，曰：“不才嘗謂圣賢教人，生怕人之近于女大生包養俱樂部禽獸；后世教人，生怕人之遠于禽獸。《孟子》七篇，尤重人性教導。包養合約人者，六合之心也。立人之道，曰仁與義。《孟子》首章言仁義，即所以君子心而立人極也。……處當代而身教育，必以愛崇人性爲唯一主旨。”[23]科學本是利器，可爲善，亦可助惡。若無人性教導，科學便成爲惡之資。教導當以孟學爲體，正因孟子尤重人性教導也。
三、讀經與讀國文
平易近國八年，蔚芝師長教師作《中學國文新讀本序》,云：
世道之譸張，人心之迷謬，風俗之庸惡，士品之卑污，高低歷史，無有甚于本日者，有識之士惄焉，思所以救之。顧其策何如？或謂：“將講武備，精器械，而振之以軍國平易近教導乎？”曰：否，否。揚湯缺乏以止沸也。或謂：“將研哲學，談心思，而躋之于高超之域乎？”曰：否，否。空言無補于實事也。或謂：“將務實業，進農家、工家、商家，而道國平易近以生涯乎？”曰：斯言似矣。但是不揣其本，徒以生計爲唯一之教導，言義則萬無一應，言利則赴之若川。此近代教導家之昧于先后，中國之年夜危機也。
在師長教師看來，衹是整軍經武，固缺乏以救國；相與研討哲學、心思諸新學說，以爲即可發現救國淑世的靈丹妙藥，空言無補罷了（本日不少所謂知識分子，年夜談中國需求思惟家如此，亦是此一路數）；發展農工商諸實業，改良國平易近生計，確有助益，但是若不講究來源根基之道，舉國高低，惟利包養sd是視，實爲“中國之年夜危機”（按：于本日之情狀，如有預見）。救國淑世之邪道，一是讀十三經，二是讀國文。[24]
師長教師以爲，平易近國初年廢讀經，“世奉爲年夜功，崇敬恐后。余向者腹非包養軟體之而不敢言，迄乎本日，廢經之效亦年夜可睹矣。新品德既茫無所知，而舊品德則埽地殆盡。世道至于此，人心至于此，風俗士品至于此，年夜可憫也”。又曰：“我國之倫常綱紀、政教法式，具備于十三經。孔子曰：‘定而后能靜。’廢經則一日不克不及定，一日不克不及靜。又曰：‘和無寡，安無傾。’廢經則一日不得和，一日不得安。彼宗教家方日日誦經，而我國則厭惡經籍，有若弁髦。舉國平易近之心，皆麤而不克不及細，舉國平易近之氣，皆浮而不克不及沈。這般而猶看其治平也，豈不傎哉？此讀經爲救世之第一事也。”[25]其年夜意是：欲救國淑世，必須平心靜氣，腳踏實地往做，空談躁動，無濟于事。讀經能使人安靜，惟安靜不擾，始能臻于治平之境，故讀經爲救世之第一事。蔚芝爲無錫國學專修館訂立學規，有“安靜”一項，云：
古人熱心愛國，而卒未得所以療國之方。老子曰：“載靈魂抱一，能無離乎？”蓋士落其魄，則國掉其魂矣。故本日救國之策，莫若主靜。《年夜學》言“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靜，靜而后能安”，此言治心之法，而實即治人治全國之法。孔子之言心學，曰“洗心退躲于密”，曰“操則存，舍則亡”，又曰“全國之動，貞夫一者也”。孟子之言心學，曰“持其志，毋暴其氣；心勿忘，勿助長”，又曰“存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事天也”。……《易傳》曰：“復其見六合之心乎！”《禮記》言：“人者，六合之心也。”惟于靜中隨時親身經歷，乃能見六合之心。然則主靜之功，實爲參贊化育之本。夫全國未有不克不及治其心而能治事者也，亦未有不克不及治其心而能治國者也。[26]
對治之方，惟有讀經以平其心，靜其氣。回顧華夏百年之史，躁動張皇，囂然不靜，至紅羊巨劫而臻于極，其后果爲若何？
不僅這般，欲維持人性，讀經更是必不成少。平易近國十年，蔚芝作《施刻十三經序》，以爲“本日之世，一年夜戰國之世也”。戰國之時，“爭地以戰，殺人盈野；爭城以戰，殺人盈城”，蒼生“慘苦之狀，爲生平易近以來所未有”，“曾不踰世而秦政出”，焚書坑儒，毒流四海，“亦生平易近以來所未有”，乃“人心之害爲之也”。“但是秦時之書焚于無形，而當代之書焚于無形；秦時之儒坑于可見，而當代之儒坑于不成見。”“橫政之所出”，“橫平易近之所止”，“學說之詖淫”，“士林之盲從”，國民之“苦楚而無所控訴”，世界之“劫運而靡所止屆”，皆“人心之害爲之也”。人心之害，則“廢經爲之也”。“廢經而仁義塞，廢經而禮法乖，廢經而孝悌廉恥亡，人且無異于禽獸。”是以，“欲救世，先救人；欲救人，先救心；欲救心，先讀經”。[27]
平易包養網比較近國十九年，蔚芝友人孫師鄭（雄，原名同康）撰《讀經救國論》，師長教師爲作序，云：
國何故立？系于平易近之心；長短之心存焉爾。國何故傾？亡于平易近之心；長短之心亡焉爾。……東海有圣人出焉，此心同，此理同也。西海有圣人出焉，此心同，此理同也。所是者無分歧，所非者亦無分歧也。世衰道微，人始是其所是，非其所非；是其所非，非其所是。……迷謬不省，無所適從。國魂掉而平易近狂，隳突叫囂，如醉如夢。由是人心長短之公，澌滅殆盡，而惻隱羞惡辭讓之心，乃隨之而俱喪。……吾友孫君師鄭憫焉，爰救之以讀經。夫救國而要以讀經，何也？經者，萬世長短之標準，即人心長短之標準也。[28]
其年夜意有二：一是經乃人心長短之標準，用本日風行語來說，便是品德底線地點。二是東海西海，心同理同，這長短標準不受時空包養網評價之限制，亦即所謂普世之價值也。
作于平易近國二十七年的《孟子尊孔學題辭》更作申說，云：“人必自愛其心，自保其心，而后可以爲人；國必自愛其心，自保其心，而后可以立國。我國之重心維何？尊孔是矣。”中國往日雖尊孔，不成諱言，孔子之精力已掉，但是精力雖往，郛郭猶存，“今則并其郛郭而掃除之”，豈非自滅之道？是以，“欲復興中國，必先復孔子之精力；欲復孔子之精力，在教師能講經，學生能讀經”。[29]
救國淑世之第二事，則是讀國文。蔚芝以爲：“凡教與政之行也，必視其習貫；反其習貫而強乃至之，則事必窒礙而不成行。”按：此爲師長教師的一貫見解，有合于東方傳統守舊主義之真諦。師長教師又曰：“自歐化東漸，藝術紛陳，人皆曰國文無用，或且疑爲久王而將厭者。”師長教師年夜不以爲然，指出：本日新知新說日新月異，“正賴才智出色之士，掇各科之精蘊，而用包養網推薦吾國文以發明之，俾僻壤遐包養意思陬，未通佉盧文字者，皆得盡研科學長期包養，而重譯之士，且將取吾書以餉彼邦之人士”。[30]易言之，國文之當重，在現實的需求：科學爲中國所急需，以這般廣土衆平易近，、若欲使人人通域外文字，以通科學，豈非事倍而功半。故國文者，若從現實角度看，其焉可不重？
更爲主要的是：猶如國貨是“國平易近之命脈”,國文乃是“國平易近之精力”。“國貨滯則命脈塞，國文敝則精力亡。愛國者既愛國貨，先當維持國文。”是以，“讀國文爲救世之第二事”。“經者，文之干；文者，經之支與流裔。”此即古史贊堯所謂“文思”，贊舜所謂“文明”。“漢唐以來，文明盛則國治，文明微則國衰。故無論古今中外，罔不以保留文明爲兢兢。乃當代之士，裁減文明生怕不速。或用猥瑣俚俗之教書，自詡爲新法，雖聰明才智之士，亦強儕諸鄉人牧豎之流，知識日短，志氣日卑。究其弊，國家將無用人之人，而惟有爲人所用之人。豈不恫哉！”[31]換言之，國家欲自強，必須文明能自立，而欲文明能自立，必須維持國文；若文明陵夷，知識淺而志氣卑，則只能隨人腳跟，出不了第一流的人才。
師長教師又指出：“生平易近之類，自棄其國學，未有不亡者也。”歐洲諸國，“其競進于文明者，則其國家，其人類強焉，存焉；反是則其國家，其人類弱焉，息焉，滅焉。我國文字，自書契之造，以迄孔子，數千年來，綿綿延延，人類之所以常存者，胥由文焉作之綱維”。japan(日本)師法德國，但是“藝成而立”，并不以“德言授其徒”而代替己之國文。[32]師長教師是以對“文明侵犯”甜心寶貝包養網深表憂慮：“橫覽東西洋諸國，靡不自愛其文明，且力謀以己之文明擴而充之，深刻于他國之人心，而吾國人于本國之文明，孔孟之品德禮義、修己治人之年夜原，轉略而不講，或且推往而任人以挽之。悲乎哉！文明侵犯瞬若疾風，豈僅武力哉？吾爲此懼，深恐抱殘守缺，終就淪湮”，于是在“太湖之濱，購地數十畝”，經營包養網評價國學專修館，以讀經尊孔、保留文明爲職志。[33]
同時須知，師長教師倡導讀經、讀國文，并不僅是因爲此乃中國文明之結晶，更因爲：“凡文之廣博昌明者，必其人之光亮磊落者也；文之高深堅卓者，必其人之忠誠篤實者也。若夫圓熟軟美，則人必巧滑而佞柔；叫囂凌亂，則人必恣睢放蕩而無次序。且夫次序者，文章之基、人事之紀也。世變多故，言龐事雜，泯泯棼棼，皆害于無次序。”他更以爲，“世界中之善氣，即六合中之正氣，亦即文字中之正氣也。人皆吸六合間之空氣，而不知吸世界中之善氣。人欲吸世界中之善氣，必先吸文字中之正氣。文字之氣正而世界昌焉”。諸經之文字，恰是文字中的善氣，能使人燥釋矜平，化往無次序。是以，“擴充文字中之善氣”，便是“提引世界之善氣于無窮也”。[34]按：足見師長教師并非文明平易近族主義者，并不持文明排外論，其所謂正氣、善氣，乃是普世性的，其所向往者，則爲“提引世界之善氣于無窮”，俾全人類登于“文思”、“文明”之境域。
但是師長教師對于“文明之禍”，深有懂得。指出：《周易》中，“〈離〉爲文明之卦，而其象又爲甲胄，爲戈兵”，爲何這般相悖？“驗諸當世”，乃知“文明者，戈兵甲胄之階也”。“無形之競爭以心思，無形之競爭以學術；無形之競爭以科學，無形之競爭以干戈。《離》爲火，制器尚象，火器日精。故世界愈文明，而干戈之相爭包養心得殺乃愈無已時。”《管子》有“官山海王”之說，“知此義而欲補救之者也”。《老子》有“剖斗析衡，包養網單次平易近斯不爭”，《莊子》有“絕圣棄智，兵兇戰危”之說，“知此義而欲屏絕之者也”。孟子則是“知此義而欲以無形之競爭歸于無形之競爭”，所以便有“矢人、函人之相校”及“如恥之，莫如爲仁而反求諸己”之說。孟子所身處的戰國時代，恰是這樣一個無形競爭劇烈、殺人盈野盈城之世，故孟子年夜聲疾呼：“全國之禍亟矣，非仁義救之不爲功。”“蓋有仁義，則地球之內以康以寧；無仁義，則地球之內以幫兇，以肉食。”而“漢唐以來，鮮明此理，爲學偏于空虛，其心思線人之聰明窒塞，乃日益甚”。緣由在于“徒知文明之足以治全國，而不知甲胄干戈之已隨其后”。至于近代學子，“稍稍研求科學，徐而究其實，乃徒知物質之文明，而于無形無形之競爭，曾未嘗少辨焉。或許且嗜功利，薄仁義”。僅知文明之利而不知其害，若何能救世？師長教師堅信，若“先知先覺之得其人”，孔子所向往的年夜同世界，“詎不成以締造”？中國既有先圣遺經，以仁義爲教，一旦講明此中至理，“必將有圣人者出，先以無形之競爭趨于無形之競爭，乃復以無形之競爭歸于無形之競爭”，亦即先使心思之爭勝趨于學術之競爭，而后以科學之競爭銷融武力之競爭，俾各國以文明創造的競爭代替“干戈之相爭殺”包養情婦。[35]師長教師之悲愿深矣。
四、發揚孟學
綜上所述，可見在蔚芝師長教師心目中，救國與救世本爲一事。其所向往者，不是中國突起與列強相爭，而是全人類共趨年夜同之域。其所謂讀經救世，乃是闡發經中仁義學說，使之沾溉及于全世界，永遠消弭人類自相殘殺的慘禍。仁義學說的精華，則在孟子所謂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。
師長教師撰《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》，有云：“凡士人通經學、理學而能達于政治者，謂之有效，謂之通人；不克不及達于政治者，謂之無用，謂之迂士。”[36]何故通經學理學必當達于政治？乃是出于不忍人之心。見生靈之涂炭，哀鴻之遍野，凡有仁心者，必恫瘝在抱，不克不及不關心政治。平易近國十年，師長教師作《不忍人之政論》三篇，其二有曰：“吾嘗游歐美諸國，其平易近熙熙皞皞，頗有雍容禮樂之風。彼其所重者，惟在人性。其譏我中國，則曰：‘支那人之生命，曾無異于雞犬。’何其言之慘也。嗚呼！”與歐美諸國相對照，其時的中國蒼生，可謂“季世之平易近”，緣由在于“在上者之先絕其生機”。師長教師不由慨嘆道：“夫使蒼生有逝世之悲，無生之樂，誰實爲之哉？讀《詩》之《萇楚》《苕華》諸篇，未有不掩卷流涕者矣。”[37]
《不忍人之政論三》申說道：
古之爲政也，惟務生人；今之爲政也，惟務殺人。古之爲政也，必生人而心始安；今之爲政也，必殺人而心始快。嗚呼！何其懷抱之懸殊也。孔子曰：“道二，仁與不仁罷了矣。”不忍則仁，忍則不仁。仁不仁之辨，不忍與忍罷了。……蓋正人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仁人之于孝包養感情，猶手足之有腹心，枝葉之有最基礎也。古之圣人，首在躬行孝悌。由是而推暨之，有無限之等級，即有無限之經綸。是故尊高年所以長其長，慈孤弱所以幼其幼。凡全國之罷癃殘疾、惸獨鰥寡，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。是所謂不忍人之政也，是所謂平易近吾同胞物吾與也。……今也侈談同胞同與，而其爲政也，乃適與之相反。長國家而務財用，外本內末，爭平易近斯包養感情奪，舉向之養老恤孤、惠鮮鰥寡一切善政，俱掃地而更張之，狼吞而虎咽之。古之人曰“不虐無告，不廢困窮”，今則專虐無告廢困窮；古之人曰“無虐惸獨而畏高超”，今則專虐惸獨畏高超。殺千百人缺乏，馴至于殺億萬人；殺當時之人缺乏，馴至于殺后世之子孫。
師長教師更指出，君臣高低，本與父子關系分歧，乃是“人合”，非“天合”。欲“人心不至于渙散，宇宙不至于陸沈”，惟有“以不忍之心相爲固結”。而“今也舉不忍人之心與不忍人之政，皆以爲腐敗而缺乏復道，悍然吮平易近之膏飲平易近之血而不顧。如是則萬目睽睽，對于當局誰復有理之者？誰復有愛而護之者？一旦事變，誰復有奔忙而捄之者？”[38]世事這般，焉得包養站長不以孟子之言救之？
所謂不忍人之心，依孟子之見，乃人道中所固有，然若其心沉迷，則極易掉往，故孟子闡說心性，以爲救世必由之道。蔚芝師長教師對此論曰：
或問曰：孟子言心性以救世，精義何在？曰：“合性與知覺，有心之名。”（宋張子《正蒙》語））孟子論心性，訓練知覺罷了矣。學無論中西，胥歸于實。惟知覺虛靈，能御實而使之精。吾國平易近之積弱，正由于知覺之蠢愚急躁。居一邑而不辨其人之賢否也，辨一事而不究其事之始終也，讀一書而不明其所言之綱要也。這般遲鈍，故事事落于人后。孟子述伊尹之言曰：“先知覺后知，先覺覺后覺。”知養于平時者也，覺發于臨事者也。視必求其明，聽必極其聰，思必致其睿，學之弗得弗措，行之弗篤弗措，夫然后知覺靈而聰明達。然若私智穿鑿，機心相角，利欲相計較，則知覺轉爲之窒塞。故孟子又清其源，曰“知己”。本家庭之愛敬，擴而充之于治平。仁慈以爲體，靈警以爲用；仁慈以治內，靈警以對外。推諸東海西海，此心同此理同也；推諸南海北海，此心同此性同也。故孟子之學，不獨可以救國，且可以救世。[39]
欲發揚孟子心性之學，必須“訓練知覺”。師長教師所謂知，相當于理學家所謂涵養，所謂覺，則相當于所謂省檢；涵養于平時，省檢于臨事。而所謂知覺，當從心性中天然流出，切不成以私智穿鑿。知覺靈而聰明達，即是孟子所謂知己的妙用。知己擴充至于極，治國平全國即在此中。並且凡屬人類，心性皆同，故訓練知覺，自可以救世。
更有進者，訓練知覺對于科學、工藝之創造發明，亦年夜有助益。師長教師自謂，“常日之志愿，在培包養甜心養中國之奇材異能，冀與歐美各國頡頏爭勝”，而“古人但務思惟，而不克不及修養其知覺。夫知覺不本于仁慈，則思惟終歸于惡化”。“二十世紀以來，吾國鮮有發明彜器技巧”，癥結在于“知覺不良，日趨于功利夸詐，則思惟因以窒塞而不敏也”。對治之方，則是發揮固有的知己，因其本爲“萬能之萌包養價格柢也”。[40]要言之，訓練知覺，乃至知己，不僅是品德的基礎，更是人類嚴重發明之憑借。
師長教師著有《知覺篇》一長文，對此作深刻的解釋，粗略謂：“世謂知在于事而覺在于心者，非也。知與覺皆因事而感心，因心以應事。知裕于平時者也，覺發于臨事者也。知，體也，覺，用也。故養知在學問，而發覺在聰明，言知則可以該覺。”最要者在于“知本”：“權然后知輕重，度然后知長短。輕重長短定，而長短明矣。孳孳爲善者舜之徒，孳孳爲惡者跖之徒。欲知舜與跖之分，無他，利與善之間。舜跖分而善惡著矣。長短明，善惡著，則本末厚薄稱，此之謂知本。”凡修身、齊家、治國，皆須知本。[41]欲使人人靈其知覺，必須自教導進手。
師長教師是以說道：“本日所教之事，即改日所行之政。雖然，行政殺人，人得而知之。教導殺人，若戰國之世，罔平易近設教，枷鎖其智能，窒塞其聰明，導以欲，誘以利，其志卑，其行鄙，而害且及于人心家國，人鮮有知之者，豈不悲哉！孟子志在救世，七篇之書，所言無非教導。”有家庭教導、學校教導、國平易近教導、高級教導、分級教導。其精意可約爲三端，即人倫教導、性格教導、品德教導。人倫教導行，人間的“天敘、天秩始定”，“未有人倫不明而政治有秩敘者”。性格教導使人本性不至沉迷，“惟有真性格者，乃有深學問”。“全國有道，以道殉身；全國無道，以身殉道。”品德教導使人存廉恥，重氣節，“豈有無道無德而可以為教者”？是以，“惟當以孟學爲體，純而益求其純；以科學爲用，精而益致其精”。[42]發揚孟學，可謂深切著明矣。
五、定國要策與政治品德
抗戰結束之年,蔚芝師長教師答客問定國要策，云：
余所持者，卑之無甚高論，惟有興廉、務實二事罷了。……《年夜學》明言“仁者以財發身，不仁者以身發財。”而吾國人專以“發財”二字爲口頭禪，受其害者，或隱喜而陽諱之。心術卑劣，操行齷齪，率由于此。孔子曰：“慢躲誨盜。”老子曰：“多躲厚亡。”孟子曰：“往義懷利，未有不亡。”眾人視爲迂遠，貪官貪吏盈全國，而人類之相爭相奪，遂無已時。
師長教師是以年夜聲疾呼曰：“故吾常謂吾國人好利之心一日不往，中國恐無承平之看。哀哉！”真痛乎其言之。
至于務實，師長教師說：“試讀近代曾文正公函集、日記、家書，其腳踏實地、兢兢業業爲何如？”舉平易近國二十六年丁丑抗戰初起時二事爲例。其一是：當時無錫紳士“有向當道請軍械守城者，則笑曰：‘敵人豈有至無錫之理。現在崑山軍力足可支撐七個月，屆時年夜兵云集，彼小丑詎足道耶？’”但是事實是：崑山不單未能支撐七個月，連七天都支撐不了。師長教師云：“此事雖未必確實，然亦足征放空氣之害。”又引孔子之言“其言之不怍，則爲之也難”，說道，此等“狂言炎炎，毫無實際”，以嚇唬本身蒼生猶且無用，更何況“嚇外人乎？哀哉！”或以宣傳需求爲之辯護（按：所謂宣傳部，國平易近黨首創，爲前此當局所無），師長教師答道，宣傳貴有實際，至于“孰者宜宣傳，孰者宜韜晦，更宜謹慎考慮”。（按：這般顯明事理，掌管宣傳者掩耳盜鈴，不知也，嗚呼！）其二是：風聞當時常州鄉間某地，“即因宣傳軍械充分，致受轟炸，哀哉！”師長教師引邵子（雍）之言“全國將治，則尚行也；全國將亂，則尚言也”，云：“夫言有枝葉，已非治世所宜，況虛聲洞（恫）喝乎？況軍事要政乎？故極力務實，猶宜慎密不出，況并無實際乎？”[43]對于宣傳罔平易近之害，言之諄諄，可謂痛哭流涕者矣。
當時頗有人，以爲政治與品德宜分而不宜合。師長教師對此，年夜不以爲然。曰：
合則治，分則亂；治則盛，亂則衰；治則存，亂則亡。《論語》中有分言之者，“道之以政，平易近免無恥；道之以德，有恥且格”是也。有合言之者，所謂“爲政以德，譬如包養俱樂部北辰，居其所而眾星共之”。蓋言躬行品德，心思統一，而后地盤始能統一，否則民氣渙而不聚，地盤亦豆剖而瓜分矣。圣人答季康子曰：“政者正也，子率以正，孰敢不正？”
要言之，“政治萌柢在君子心，而欲君子心，必先自正其心也”。君子心之道，則在明正人君子之辨：“正人喻于義，君子喻于利。義者，品德之本源，行而宜之之謂，發之于政治，年夜順乎人心，所欲興甜心花園聚，所惡勿施也。利者，字義爲刈禾，公其利則全國之美利也；若私其利于一己，則貪庸卑劣，心術欺詐，刃立于旁。其弊也，因行政而殺人，且轉而自殺，并殺其子孫矣。哀哉！”
于是得出如下結論：“故本日惟有興廉而嚴懲貪墨，譬諸霹靂震空，妖媚天然遠遁。若喜其爲我取利、包養甜心迎合諂媚而用之，則平易近誕辰益憔悴，國家日益阽危矣。”闡發“務實”二字，則曰：“虛矯之氣最足以害國。縱覽中外歷史，虛矯者未有不敗，實事求是者未有不興。”又曰：“余于三十年前，以爲致承平者，必求興廉務實、體用兼備之士，而國人曾莫之悟。孟子言：‘禍福無不本身求之者’，又曰：‘七年之病，求三年之艾。’其道維何，亦曰仁義罷了矣。”[44]按：師長教師憂患之深，針砭之切，足可爲本日龜鑒。
注釋：
[1]唐武功著、唐慶詒補：《茹經師長教師自定年譜正續編》（以下簡稱《年譜），支出沈云龍主編：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》（臺北：文海出書社，1986年），第9輯，第90種，頁81。
[2]同上，頁10-11。
[3]同上，頁18-19。
[4]同上，頁23。
[5]同上，頁23-24。
[6]錢穆：《陸桴亭學述》，支出其《中國學術思惟史論叢（八）》（臺北：東年夜圖書公司，1990年），頁20。
[7]《年譜》，頁24-25。
[8]同上，頁26-28。
[9]同上，頁36，38。
[10]同上，頁41-43，47。
[11]同上，頁49-56。
[12]唐武功：《茹經堂奏疏》，支出沈云龍主編：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.》（臺北：文海出書社，1967年），第6輯，第56種。
[13]《年譜》，頁57-60。
[14]唐武功：《廣思辨錄序》，《茹經堂文集四編》，支出沈云龍：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》（臺北：文海出書社，1974年），第4輯，第33種，《茹經堂文集三、四編》，頁1704（原刊本，卷六，頁172）。
[15]唐武功：《與友人書》，《茹經堂文集二編》，支出沈云龍：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》，第4輯，第32種，頁712-713（原刊本，卷四，頁七下——八上），716-717（原刊本，頁九下——十上）。
[16]支出《茹經堂文集三編》，《茹經堂文集三、四編》，頁1238-1239（原刊本，卷一，頁二三下——二四上）。
[17]唐武功：《上海永康中學思齊齋記》，《茹經堂文集六編》，《茹經堂文集五、六編》，支出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》，第4輯，第34種，頁2183（原刊本，卷五，頁三五）。
[18]唐武功：《與李頌侯書》，《茹經堂文集二編》，頁723（原刊本，卷四，頁十三上）。
[19]《茹經堂奏疏》，頁93-94（原刊本，卷二，頁一），頁120-121（原刊本，卷二，頁十四下——十五上）。
[20]《茹經堂文集四編》，頁1630（原刊本，卷四，頁104）。
[21]唐武功：《廣思辨錄序》，《四編》，頁1702（原刊本，卷六，頁170）。按：裘氏撰文，論科學方式缺乏以治中國學問，其大體錄進錢基博《現代中國文學史》（臺北：明倫出書社，1972年，影印平易近國二十五年增訂本），頁431-34。
[22]唐武功：《孟子教導學題辭》，《茹經堂文集四編》，頁1649-1650（原刊本，卷四，頁123-124。
[23]唐武功：《孟子年夜義》，《茹經堂文集三編》，頁1316-11317（原刊本，卷三，頁十八下——十九上）。
[24]《茹經堂文集二編》，頁798-799（原刊本，卷五，頁三四下——三五上）。
[25]同上，頁799-800（原刊本，頁三五下——三六上）。
[26]《茹經堂文集》，平易近國十五刻本，卷二，頁二九下——三十下。
[27]同上書，卷四，頁一，二下。
[28]《茹經堂文集二編》，頁788-790（原刊本，卷五，頁二九下——三一上）。
[29]《茹經堂文集四編》，頁1193（原刊本，卷四，頁115，116。
[30]唐武功：《中學國文教本序包養網dcard》，〈茹經堂文集二編〉甜心寶貝包養網，頁795，796-798（原刊本，卷五，頁三三上，三三下——三四下）。按：此文作于辛亥反動前二年。
[31]同上，頁801，800（原刊本，頁三六上，三五下）。
[32]唐武功：《工業專門學校國文成績錄序》，《茹經堂文集二編》，頁804-805，808（原刊本，卷五，頁三七下——三八上，三九下）。按：此文作于平易近國三年甲寅。
[33]唐武功：《國學專修館十五周紀念》，《茹經堂文集五編》，《茹經堂文集五、六編》，支出沈云龍主編：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》（臺北：文海出書社，1974年），第4輯，第34種，頁1956（原刊本，卷五，頁十四）。按：此文作于平易近國二十五年丙子。
[34]唐武功：《工業專門學校國文成績錄二編序》，《茹經堂文集二編》，頁812-815（原刊本，卷五，頁四一下——四三上）。按：此文作于平易近國六年丁巳。
[35]唐武功：《工業專門學校雜志序》，《茹經堂文集二編》，頁815-818（原刊本，卷五，頁四三上——四四下）。按：此文亦作于平易近國六年丁巳）。
[36]《茹經堂文集》，卷二，頁二八下。
[37]《茹經堂文集三編》，頁1249（原刊本，卷二，頁二上）。
[38]同上書，頁1249-1250（原刊本，卷二，頁二）。
[39]唐武功：《孟子心性學題辭》，《茹經堂文集四編》，頁1646（原刊本，卷四，頁一二零）。
[40]唐武功：《上海路況年夜學工程館記》，《茹經堂文集三編》，頁1401（原刊本，卷六，頁五上）。甜心花園按：此文作于平易近國二十年壬申。
[41]《茹經堂文集三編》，頁1215-1216（原刊本，卷一，頁十二）。按：此文作于平易近國十五年丙寅。
[42]唐武功：《孟子教導學題辭》，《茹經堂文集四編》，頁1646-1648（原刊本，卷四，頁一二零——一二二）。
[43]唐武功：《論定國要策》，《茹經堂文集六編》，頁2079-2080（原刊本，卷一，頁五——六）。
[44]唐武功：《政治品德論》，同上書，頁2080-2081（原刊本，卷一，頁六——七）。
@font-face{font-family:”Times New Roman”;}@font-face{font-family:”宋體”;}@font-face{font-family:”Calibri”;}p.MsoNormal{mso-style-name:註釋;mso-style-parent:””;margin:0pt;margin-bottom:.0001pt;mso-pagination:none;text-align:justify;text-justify:inter-ideograph;font-family:Calibri;mso-fareast-font-family:宋體;mso-bidi-font-family:’Times New Roman’;font-size:10.5000pt;mso-font-kerning:1.0000pt;}span.msoIns{mso-style-type:export-only;mso-style-name:””;text-decoration:underline;text-underli包養留言板ne:single;color:blue;}span.msoDel{mso-style-type:export-only;mso-style-name:””;text-decoration:line-through;color:red;}@page{mso-page-border-surround-header:no;mso-page-border-surround-footer:no;}@page Section0{margin-top:72.0000pt;margin-bottom:72.0000pt;margin-left:90.0000pt;margin-right:90.0000pt;size:595.3000pt 841.9000pt;layout-grid:15.6000pt;}div.Section0{page:Section0;}
責任編輯：近復
發佈留言